走出唐宋變革論
-讀耿元驪先生 唐宋土 地制度與政策演變研究
張 呈 忠
(中國 清華大學)
自上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 唐宋變革論以來, 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歷 程中, 這一假說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一 直有著重大影響, 在社會經濟史領域幾 乎佔據主導地位. 在日本, 雖然有東京 學派與京都學派的長期爭論, 但都以認 同唐宋變革為前提; 在內藤假說影響 之下美國學者提出“宋代經濟革命”的 觀點, 幾乎成為歐美漢學家的共識; 在 中國, 20世紀80年代以前, 雖然現代化 (近世)意義上的唐宋變革論對學界幾 乎毫無影響, 但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觀點 也往往是以唐宋之際劃界的, 而隨著 1978年後改革開放的進程, “宋代近世 說”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烈的時代印記. 這一假說的最早提出是 旨在反對歐洲中心觀主導下的中國停 滯論, 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的漢學界皆 然. 日本的漢學家最先是要以此反對
“脫亞入歐”論, 而美國學者是要“在中 國發現歷史”, 然而這恰恰又是鮮明的 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中心論. 在中國大 陸, 自以土地制度變革為先導的改革開 放啟動之後, 伴隨著市場化進程和中國 經濟奇跡的發生, 一些中國學者致力於 在歷史中發掘中國自身前進的動力, 中 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唐宋變革論即在 此背景下獲得新生, 而土地制度史的唐 宋變革說便成為其立論之基. 土地制度 史上的唐宋變革論認為, 唐代土地制度 為均田制, 是謂“中古田制”, 而宋以後
“田制不立”, 是謂“近世田制”. 以此為 基礎, 諸多學者強調由唐入宋土地私有 不斷深化, 從而引申出土地市場的擴 展、商品經濟的繁榮、財政體制的變 遷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 最終建立起了 全方位的唐宋變革論.
百年來唐宋變革論或隱或顯地影響 著人們對古代中國的認識, 在眾多學者 的努力下積澱了豐富的學說成果. 但是 不得不承認的是, 其中也摻雜著諸多互 相矛盾或者模棱兩可的觀點, 這一假說 的內在矛盾逐步凸顯, 一些陳陳相因的 舊說遭到質疑, 唐宋變革論能否成立的 問題也逐漸浮現, 推動著人們對中國歷 史的新認識. 耿元驪先生的唐宋土地
制度與政策演變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 館, 2012年)一書即是反思唐宋變革論 的一部力作, 作者在緒論中指出: ” 果從土地制度來看農業經濟狀況, 從賦 役制度來看財政實力, 從貨幣制度來看 商品經濟的發展水準, 可以得出結論,
‘唐宋變革’並沒有發生.”(第39頁)這部 著作是從土地制度的角度對唐宋變革 論提出了專門性的、根本性的質疑, 其 中一些觀點頗具顛覆之感, 給人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
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中最大的 爭議莫過於公私之爭, 作者首先從唐宋 時代“土地思想政策”入手來破解這一 難題, 由唐宋時人反復提出“井田制”的 主張指出唐宋時代土地政策在“公有”
的意識形態和“私有”的現實情景之間 存在著扭曲, 而在土地政策上也存在著
“表達與執行”(“說與做”)的背反——說 的是土地“公有”, 執行的是土地“私 有”(第60頁). 通過對唐代田令、詔書 中關於世業口分田政策的深入解讀, 指 出在那些看似嚴厲的政策背後恰恰是 無奈的口號. 作者對宋太宗時關於土地 制度大討論的闡釋尤為精彩, 將皇帝、 儒生和行政系統三方之間的角力和最 終落實在現實層面上的結果進行了淋 漓盡致的剖析, 動態地闡述了政策主張 背後的觀念模式、利益訴求和現實矛 盾. 公私之爭最終落實到政策表達與執 行中的矛盾與扭曲的層面, 構成瞭解讀 唐宋土地制度史的關鍵.
全書的主體部分是對“ 唐代均田 制”、“宋代田制不立”這樣兩個史學公 理的全面檢討. 作者從對均田制概念進 行清理入手, 結合新近發現的天聖令 隨附唐令中有“田令”而無“均田令”
的史實, 指出“均田制”是現代學者建構 出的一種解釋體系, 而並非唐代實際存 在的一種制度, 唐代的土地還授只是
“田令”中的一種規定, 而且唐人也沒有 用“均田制”來指代本朝田制, 在唐人的 認識中“均田”往往是指“均稅”, 而到了 宋代以後, 司馬光首創唐代均田制之 說, 馬端臨進一步坐實, 而明代顧炎武 將其傳播更廣, 並在近代以來日本學者 唐宋變革論的影響下層累的造成了唐 代均田制說. 作者不僅僅只是澄清了一 個概念的來龍去脈, 而是從概念入手廓 清千年來關於唐代土地制度的種種想 像, 將唐代土地制度還原到唐代史料與 實際中去, 是對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研 究的大解放, 功莫大焉. 宋代“田制不 立”的陳說緊承“唐中葉均田制崩潰”說 而來, 但既然沒有均田制, 也就沒有所 謂“均田制的崩潰”. “田制不立”一詞在 宋史中被賦予了過多的歷史含義, 然而 考其實不過是古代史家對宋仁宗時一 位元臣僚上書中內容的簡單化概括, 宋 人並未將本朝田制視為田制不立, 作者 進一步考察宋代限田之制與役法之間 的關係, 將“田制不立”解釋為沒有限田 額度, 即“田限不立”, 而宋代的田制在 宋代豐富的法律體系中有著很詳實的
內容.
作者徹底打破了“唐代均田制——唐 中葉均田制崩潰——宋代田制不立”這 樣一種作為唐宋變革論立論之基的陳 說, 實現了對唐宋經濟史研究的去公式 化, 使其具體內容變得更加開放. 從土 地佔有和經營方式的角度, 作者將唐宋 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 通觀唐宋時代 的土地制度, 呈現出讓人耳目一新的面 貌: 唐宋時期普遍存在的土地兼併情 況是政治上的得勢者兼併失勢者的土 地; 唐宋時期的土地並沒有大規模流 轉, 並未出現土地集中和大土地所有高 度膨脹的狀況; 租佃制度是唐宋土地 經營的最主要形式; 唐宋之間小農戶 的土地佔有平均規模是相似的. 這些結 論由於都是通觀唐宋而得出的, 較之于 唐宋變革論觀念支配下過度強調宋代 土地兼併趨向嚴重、大土地所有制發 展、租佃制普遍化等說法具有衝擊力 和說服力.
通過以上考察, 作者否定了強調唐 宋土地制度斷裂的傾向, 而以“私有權”
為主線指出唐宋土地制度並無重大轉 變, 通過對土地佔有和經營的描述指出 唐宋之間的連續性遠遠超過其分裂性, 從而走出了“唐宋變革論”. 走出唐宋變 革論之後該怎麼辦？作者的回答是回 歸王朝體系論, 因為“王朝”是個“自然”
現象, “作為一個已經過去的、凝固化 的歷史, 是無法打破也不必打破的”.
(第292頁)
綜觀全書, 這是一部考證精細、邏 輯嚴密、理論完備的著作, 有著新材 料、新觀點、新視野, 關懷著中國歷史 上重大而又基本的問題, 不拘泥於前人 舊說, 對史學定論大膽質疑, 顯示出非 凡膽識和卓越見識, 可謂是中國古代土 地制度史研究領域的一部傑作. 作者對 唐宋變革論的否定和王朝體系論的提 倡為中國古代史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 事關中國古代史的重寫與再造, 對於關 心中國古代史重建的史學工作者來說, 此書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提出了新的觀 點, 更在於推動古史研究的再出發.
筆者在此提出由此書而引發的一些 感想, 這些感想與本書作者耿元驪先生 的觀點可能有不一致之處, 敬請耿先生 和諸位方家指正.
首先是關於唐宋歷史延續與斷裂的 問題. 作者通過強調唐宋之間的延續性 反對唐宋變革論中強調其斷裂性的觀 點, 認為唐宋之間社會、經濟、政治、 文化基本性質一致(第291頁), 甚至指 出中國史與歐洲史存在著“斷裂”與“相 承”的中西之別(第38頁). 但全書集中 于論述唐宋土地制度上的延續, 若作進 一步推論也只能說明經濟上的延續. 同 時作者也指出在一些新的古史分期框 架下, 土地制度乃至生產關係都不具備 核心地位, 內藤湖南最早提出唐宋變革 論時並未涉及土地制度. 關於唐宋時代 的政治、文化、社會層面是否具有同 構性需要更進一步的論證. 西歐歷史上
的古代、中世紀與近代不僅僅是斷裂, 還有進步與落後的意涵包孕其中. 斷裂 與相承的中西之別是否存在是值得懷 疑的.
可能正是由於作者過於強調唐宋的 延續, 乃至於在這部專門討論唐宋土地 制度史的著作中, 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 竟然嚴重缺席. 當然這也和唐宋變革論 視野下普遍對五代十國史缺乏關注有 關, 但在一部通觀唐宋時代的著作不論 及五代十國仍然是有些缺憾的. 倘若不 論及五代十國, 那麼作者所論唐宋延續 性問題就變成了唐宋相似性問題. 相似 性問題只是朝代與朝代的比較, 比如通 過對漢代與唐代的比較, 或者漢代與明 代的比較, 也未必就不能得出兩個朝代 相似的結論. 但要論及唐宋之間的延 續, 除了要論述其相似性之外, 還要指 出這樣的相似是怎樣維持下來的. 在唐 宋六百年的時間裡, 在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肯定是有不 變的方面同時又有變化的方面. 只有充 分展現唐代——五代十國——宋代歷 史演進的基本脈絡, 才不會陷入討論唐 與宋是變化多還是不變多的怪圈.
作者所提倡的王朝體系論未必就能 證明中國歷史的延續性. 中國歷史上週 期性的改朝換代, 涉及到王朝的崩潰與 重建、人口的大起大落、經濟的破壞 與恢復、文化的毀滅與復興等社會的 各個層面, 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 二的現象. 因此宣導王朝體系論, 就絕
不可以忽視改朝換代. 從王朝體系論來 看, 美國學者從煤鐵數量等角度建構中 古史上經濟革命, 其根本缺陷是一目了 然的, 在他們的論述體系中, 經濟上的 數量詞似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大唐 王朝的衰亡, 五代十國的紛亂混戰, 北 宋帝國的崩潰和南宋王朝的艱難重建 這些歷史性的劇變似乎都不具有革命 意義, 而從南宋和金兩大王朝的覆滅, 以至蒙元王朝橫掃歐亞再到明朝于天 下大亂後建立, 這期間的諸多歷史大變 局居然都成了平平淡淡的“宋元明過 渡”！西洋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隔膜之 深或可理解, 但中國學人對本國史上的 王朝興衰豈能等閒視之！
正是因為在王朝體系論下王朝的治 亂興衰問題的重要性, 才顯示出土地制 度研究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意 義. 無論對中國歷史作出怎樣的分期, 土地問題都應當佔據一定的位置. 歷朝 歷代的統治者都會注意到土地問題與 王朝的治亂興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 係, 古人的井田議論雖然並不能落實在 現實的制度層面, 但卻自有其關懷所 在, 土地問題成為數千年來中國知識階 層所普遍關注的問題和苦思而不得其 解的難題, 其背後的沉重意義是無法忽 視的. 即便同樣是在唐宋變革觀念下, 當代中國學者也特別關注這一時代的 土地制度變革問題, 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一斑.
更引申一步, 倘若走出了唐宋變革
論, 又該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中國自身是否具有自主的現代化的力 量？如果說古代史範圍內不需要討論 現代化的問題, 那麼在一治一亂的歷史 迴圈之外, 中國歷史的演進究竟有沒有 方向？如果有, 那是怎樣的方向？如果 沒有, 古代的歷史迴圈又給現代化進程 中的中國怎樣的啟示？
以上這些問題由此書引發而來, 其 中直接關涉此書的地方或許有求全責 備之處, 而一部學術著作不可能面面俱 到. 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不僅僅在於其 提供了超越前人的新觀點新答案, 更重 要的是提出了具有學術價值的新問題 新方向,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耿元 驪先生的這部著作是完全符合這兩個 標準而值得大力推薦的.
주제어: 당송변혁론, 경원려, 토지제 도, 토지정책
關鍵字: 唐宋變革論, 耿元驪, 土地制 度, 土地政策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ng and Song, Geng, Liyuan, Land system, Land Policy Evolution
(원고접수: 2013년 4월 29일, 심사완료 및 심사결과통보: 6월 8일, 수정원고접수:
6월22일, 게재확정: 6월 25일)
